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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??《始平公造像記》（局部）
《始平公造像記》（局部）
????北魏太和十七年（公元493年），孝文帝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區(qū)，借伐南朝齊之機，將都城從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遷往洛陽，并實施漢化政策。當(dāng)時的洛陽除儒家文化外，佛教文化也日益興盛。從北魏起至唐宋的半個多世紀，在洛陽伊河兩岸不斷開鑿洞窟，興造佛像達十萬余尊，與此相應(yīng)的，刻題記近三千則，逐漸形成了中國古代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。伊河的西山即龍門山，又稱伊闕，以北魏時期所建洞窟最為有名，如古陽洞，是北魏遷都洛陽初孝文帝及皇室貴族和大臣所造，洞內(nèi)四壁刻鑿各種佛龕上千個、題記八百余則，為龍門石窟之精華。
????開鑿窟龕，自然是為了供奉佛像，以古陽洞為例，供奉人中最重要的孝文帝，為其祖母馮太后在洞內(nèi)正壁造有一佛二菩薩，到后來，整個洞的四壁陸續(xù)鑿刻布滿了形態(tài)各異的佛龕，為說明供奉人的造像目的，許多佛龕還刻有造像記。但相對于造像而言，造像記只是記錄造像原委而已，并非開鑿洞窟的目的和表現(xiàn)主體，故一千多年來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。直到清代，隨著金石學(xué)的發(fā)展，這些造像記受到金石學(xué)家的關(guān)注，并予以拓印傳播而逐漸為書家所重視。古陽洞集中的造像記已經(jīng)成為反映北魏書法的一個重要樣本。
????從洞窟及造像記的位置來看，這些造像記的鑿刻應(yīng)是當(dāng)時開鑿佛龕的工匠所為。以今天的視角來看，造像是工匠的主要工作而造像記的鑿刻則是他們附帶所作，與北魏那些皇室貴族成員的墓志和其他碑刻相比較，更顯得隨意與自由。然而，面對數(shù)量眾多的龍門石刻造像記，如果從書寫技術(shù)、藝術(shù)特性來觀照，大部分由于刻工的身份和刻鑿條件的限制顯得極為普通，文字筆畫的線條基本上沒有毛筆的趣味，呈現(xiàn)的是用刀直接鑿刻的硬線條效果以及樸素率意的結(jié)構(gòu)。
????當(dāng)然，在這些造像記中，我們還是能夠找到一些非常優(yōu)秀的作品，“龍門二十品”便是其中的上乘之作。如果我們再從中嚴選的話，“龍門四品”則更是龍門造像記書法中的精華。
????“龍門四品”分別是《始平公造像記》《孫秋生造像記》《楊大眼造像記》《魏靈藏造像記》，其中始平公和孫秋生二則記有撰文與書者姓名，楊大眼、魏靈藏二則則無記載。四則造像記書法，結(jié)體開張奇逸，用筆夸張，體現(xiàn)刀刻的剛健與方正，表現(xiàn)出一種雄強、樸拙的審美趣味。尤其是始平公造像記，通篇文字陽文鑿刻，字間刻有界格，用筆渾厚沉著，在造像記書法中別具一格。
????龍門四品或二十品被認為是北魏書法最為重要的代表性作品，客觀上給當(dāng)時中國的書法注入了強勁的活力，受到后來碑派書家的追捧，清代包世臣、楊守敬、康有為等都給予高度評價。
????龍門石刻造像記包括四品、二十品的出現(xiàn)，如將其與南朝以二王為宗的書法相比較，從書法風(fēng)格和審美類型的角度來講，完全打破了原先王羲之書風(fēng)一枝獨秀的局面，使平和雅致的王羲之書風(fēng)受到嚴峻的挑戰(zhàn)。當(dāng)然，由此也帶來了讓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另外一個問題，即毛筆書寫與刻石的關(guān)系。（本文撰稿金曉明）
